从阮元的视角论陈振濂先生在当代书坛的地位
从阮元的视角论陈振濂先生在当代书坛的地位周 斌
陈振濂先生离我们太近了，以致于很难去评价他，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如果就生活在我们眼前，我们反而感觉不到他对我们的影响，甚至有时会遭到质疑和批判，尤其是在当下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但不论如何，陈振濂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上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我们从他80年代末，相继提出的学院派书法、中国画的图式研究、篆刻复态研究、魏碑艺术化运动以及新帖学等，这些在书坛上引起了一次又一次学术上的关注，陈先生是伴随着学术的关注和争论而成长，因此如果撰写一部中国当代书法史的话，绝对绕不开陈先生这个人物，他用他形而上的思考确立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理论家、艺术家的品质，他以其作品、思想和行动，足以奠定在中国当代书坛上的地位。
很多人评价陈先生的书法成就，只是限于其书艺以及书法思想本身，其实书法从广义上说应该属于一种人文领域中的活动，我们应该从更为高远的角度来观照，才能正确评价陈先生在中国当代书坛的影响。因此，笔者暂时不拟谈论陈先生的既有学术贡献，而是试图从历史的角度，从人文的高度，将这样一个人物逐渐拉远，以更为清楚更为理性地认识陈先生。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对近代书坛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阮元，我们不妨先从谈论阮元开始，慢慢走向对陈先生在中国书坛地位以及影响的评定。
为什么选择阮元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可能在陈先生身上有着与阮元相似的地方。笔者认为，要谈清楚阮元书学思想在中国近代书坛的影响，并不是仅仅靠为大家所熟知的他所提出的北碑南帖论所能做到的。阮元的书学思想之所以在近代书坛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和他本人所担负的几重社会身份密切相关。
首先，阮元是一个大学问家，其本人也以学术安身立命，其一生主要著述多是注重辨析学术思想的源流，在其理论著作中不烦巨细地指出宋学之流弊，并致力于宋学与汉学的融通，可谓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这在《揅经室集》诸多篇目中均有所体现。
其次，阮元是一个书论家。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重新对中国传统书法资源进行了整合，而提出一种新的书法史观，这种书法史观不仅打破了唐宋以来尊奉帖学的传统，而且也改变了清初学者重视唐碑的观念，直接追溯到汉魏，甚至比之更远的铜鼎彝器上的文字。阮元重视保留古意的篆隶之法，由此而分出南派和北派两个不同的书法谱系。阮元在倡导碑派书法的同时，也使对书法的谈论转向了民间，由此而给书法创新所取法的资源开辟了一条新路，而且阮元的书学思想是一种理性论证而非感悟式谈论，因此也为书法新路的开拓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点。
再次，阮元是一个书法家。其书法重视对北碑的摹写，于《石门颂》甚为用力，如清方朔在《枕经堂题跋·石门颂》中所说“此碑近日学者少，得者亦少。姜玉溪先生藏有阮文达公旧赠一联，波澜无二，始知公之寝馈于此刻者久矣。”间仿《天发神谶碑》，其书法作品郁盘飞动，雄浑苍茫。阮元曾书学海堂匾二，一悬堂中，一悬文澜讲院，前后不同，如出一辙，则法度存也一。一八一二年春，阮元作《题蝶梦园图·用董思翁韵》一诗，风致淳雅，神采蔚然，帖味浓郁，蕴涵浑厚。用笔之妙与墨法浓淡相济，非石刻所能传。超逸之气，似出董其昌，而力追晋、唐、宋、元。
阮元也是一个教育家。嘉庆六年（1801），他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嘉庆廿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以此为阵地来传授其学术思想。阮元并不属于当时民间的江湖书家，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学院教育者的痕迹。
另外，阮元又是一个达官显宦，是做过高级领导的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元中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少詹事，南书房行走，詹事，行政，侍郎，经筵讲官，浙江、河南、江西巡抚，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一年（1812）任漕运总督，二十一年（1816）任湖广总督，次年改任两广总督，后任云贵总督，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太傅衔。在中国历代学者中，获此殊荣的寥寥无几。也正是凭借如此高的威望，阮元能将诸多文人雅士集中到一起，故《清史稿》中称他“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中国历史上诸多艺术风格的变化，多与上行下效之现象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说，阮元充分借助了其显要的领导角色，将其碑学思想传输到书坛的各个角落。因此，我们在讨论阮元书法理论为什么会对于当时书坛产生大的影响这个问题时，阮元这种高官的角色是必须要考虑在内的。
阮元还是一个文人，在诗文方面颇有造诣。若仅凭学术和官位，则难收文人雅士之众望，难领一代文坛之风骚，而阮元在诗文方面亦不让其学术。阮元年轻时在京通过“朝考”以第九名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作诗与好友：“青鸟拂云归阆苑，白鱼吹浪过蓬莱。神仙此日应同驻，车马何人不暂回。半向金鳌桥上望，水南犹自转轻雷。”可谓用词雅驯，有李义山之风。阮元承继了中国“文言”的传统，在为文上标举骈文，力追汉魏文风，这突破了当时祧唐祢宋的观念，正是这种同当时桐城派道统论文学观相抵牾的思想，他才聚合起了一些文人。如许宗彦在《诂经精舍文集序》中评价他的文章说：“其余诗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风标峻上，神韵超然。”
阮元也是一个图书编纂家，他著述宏富，编书撰述不辍，曾组织编纂了《经籍纂诂》116卷、《十三经经郛》100余卷、《十三经注疏》416卷、《皇清经解》（《学海堂经解》）1400卷、《畴人传》59卷（此为中国历代天文历算家之专门史）、《山左金石志》24卷、《两浙金石志》18卷、《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0卷、《淮海英灵集》24卷、《两浙輶轩录》40卷补遗10卷、《广东通志》334卷、《云南通志稿》216卷、《国史儒林传》6卷、《楚中文笔》2卷附录1卷、《浙士解经录》2卷、《皇清碑版录》、《天一阁书目》及《文选楼丛书》488卷等。
我们在读解阮元书学思想时，一定要注意阮元的这几重角色，这几重角色都与其书学理论及理论之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和牵连，因为在中国书坛中，阮元现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原因在于阮元不同于别的书法家，他有着多重的社会身份。由于阮元不仅仅是一个书法家、书论家，而且也是学者、高官、文人、教育者、出版者，阮元集这些多重角色于一身，因此能够借助其书法家的创作、理论家的思想、高官的地位、文人的风雅、教育者的弟子众多、图书编纂者的书籍出版、学者的理性论证，使得其书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进而改变了近代书坛的风气。
陈振濂先生与阮元有着很多的相似性。陈先生身上也有着类似于阮元的几重社会角色。
首先，陈先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陈先生曾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新美术》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在学术界富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在文史领域有着深厚的学养，在学术领域是一个敢于开时代风气的学问家，这一点是和阮元极为相似的。李立中先生曾为他编过一部约百万字的《思想的轨迹——陈振濂教授学术演讲录》，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先生作为一个学者30余年来的思考历程。
其次，陈先生是一个书法理论家。上世纪80年代末，陈先生经过严密的理论论证，提出了“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这一崭新的书法创作新思维，在整个书坛引起极大反响。在新流派新思潮新观念频现的当代书坛，“学院派”堪称理论准备最充分、最缜密也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个书法流派。2002年后，陈先生又倡导了思想严谨、学理清晰、创新点明确的“魏碑艺术化运动”。他还对“新帖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思考，代表了新世纪以来陈先生对经典帖学的诸多新思考。另外陈先生又选择“草圣追踪”作为学术切入点，力图对狂草书进行全方位的解析。陈先生的书法理论与阮元的碑学思想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开拓性、颠覆性、建构性。有很多书法学者的理论只是具有颠覆性，而不具备建构性，因此多被书坛所忘却；或者只是有建构性，而缺乏与目前书坛对话的能力，很难引起反响，成了死的理论和死学问。陈先生的书法理论避免了这些问题，因此能对书坛有大的影响和冲击。
再次，陈先生是一个书法家。陈先生行草书脱胎于二王、米芾、黄庭坚，潇洒率意，富有书卷气、文人气，关注每一笔线条的札实与厚重，以及露锋侧锋的变化与灵动，成为点画丰韵、造型雅致的“陈家样”。同时陈先生又在擘窠大字、题跋小札、简牍隶书等几个方面同步推进。陈先生的字底蕴深厚，其学养能够和其笔迹达到完美的融合，透出一种不凡的气质和格调，因此，书坛很多人也将陈先生的字称为学者字，在这点上陈先生与阮元又非常相近，阮元也是将自己的金石学、经学等学问融灌至笔底，每个字笔笔有来历，学者气息浓厚。而陈先生的字还有一种时代的担当意识和探索精神，他不仅仅重视技法，而且还重视思想的拷问，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赋予书法以一种新的内涵，如在2009年于杭州举办的“线条之舞”书法大展中，有很多作品写的内容并非是古诗词，而是写西泠印社为何要倡导金石学；在写宋词美学流派的分法；写关于豪放婉约的分法有何不对，他认为该如何分；在写他研究的竹木简有多少种类型；也在写诸乐三先生的一百周年时他在做什么事情。以此种创作行为，他想将作为观赏的、形式的书法重新回溯到作为一种阅读的、文献留存的书法。这种书写不是惯性地重复古典，而是富有了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因此他不同于一般的书法家。
另外，陈先生也是一个教育家。从建国初直至上世纪80年代，书法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是不受重视的学科，附属在其它学科下面，甚至一些教书法的大学教师也认为它不是艺术。陈先生对此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书法学学科构架模式并从学理上进行充分论证，对于推动书法学的学科建设和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除此之外，陈先生还做了一件极有意义也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工作，就是关于高等书法教育体系的构建，其标志性成果就是“陈振濂书法教学法”的推出。“教学法”站在学科的基点上，对高等书法的教育教学理论、内容分类与体系构架进行了学理与训练方法的再建构，打破了长期存在的主要依靠教师个人感性经验的书法教学模式。这项成果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书法教育学成果获得国家级优秀奖和霍英东教学基金奖。阮元是在他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书院”传播他的碑学思想，陈先生则是在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大学等现代高等学府实践着他的书法教学理念，二者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
和阮元一样，陈先生也是一个高级领导。从1980年起，陈先生长期在浙江省文联、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参与、分管省里书法创作、学术工作，从1998年至今，先后担任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省人大常委、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除此之外还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青年书法理论家协会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亚太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作为一个行政领导，陈先生往往能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对书法做出不同于一般书家的思考，一般人往往只是囿于书法谈书法，只是形式层面或文献层面的谈论，对书法文化的推广没有太大的价值，陈先生则能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将书法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资源来看待，他特别关注浙江省在全国的影响力与定位：他提出的“打造书法浙军”，并以中国美院、西泠印社、“兰亭”为浙江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的三大法宝，即是明证。另外，陈先生还先后在浙江省两会上有创建“人文浙江”、构建长三角文化圈的提案，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政治空间的理性层次，也对书法事业的推动和文化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这点上，很多书法家都难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
陈先生也是一个文人。他对古典诗词有浓厚兴趣，爱咏诗填词作赋，爱收藏金石碑版，其书法创作富有才情，讲究笔墨意趣，和阮元一样喜欢率意挥洒，主张“诗书画印”的合一，这些都成就了陈先生的文人气质，这可能得力于他所生长的江南士大夫文化圈，也和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诸乐三先生这些先贤有关。但陈先生谦虚地称自己只能算半个文人，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今天已经没有纯粹的文人，今天的书法家有谁能作很好的古文，写一笔书卷气很浓的字；饱读诗书，出口成章呢？我们与先贤大儒，甚至沙孟海、陆维钊等前辈都是不可比的。“文人理想”是一个过去时代的东西，今天我们可保留文人理想中很多要素和优点，但当下要去追求一个文人理想的完整模型已是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做不出地道的古文了。我大概算半个文人，文人的那套工夫我还有，比如字有书卷气，能做古文，咏诗作赋，但文人那种超脱和隐逸的风范我们已经没有了，我们不能像古人那样悠闲、萧散。但我们也不能放弃文人的理想，需要真正关注古典文化、传统文化。
和阮元相似，陈先生也是一个著述宏富的人物。陈先生曾出版有《陈振濂书画篆刻集》、《书法美学》、《现代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通史》、《中国书法评论史》、《书法学概论》、《书法教育学》、《高等书法教程》、《空间诗学导论》、《篆刻艺术综述》《历史书法欣赏》、《中国书法篆刻通典》、《中国书画篆刻通典》、《中国画形式美研究》、《线条的世界》、《日本书法篆刻话史》、《日本书法通鉴》、《现代日本书法大典》、《中日书法艺术比较》等著作。另外还译有《日本书法史》等书，发表著述论文600余万字，可谓是著述等身的学者。
以上可以看出，除了阮元之外，再也很难找出与陈先生相似的一个人物。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二者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在为官方面，阮元主要是负责漕运等地方事务，而陈先生则主要是负责文化领域；在学问上，阮元主要用力在经学方面，而陈先生则专攻书法艺术方面，有更强的专业性和自觉性；在教育方面，阮元是在传统的书院传播他的思想，而陈先生则是在现代教育体系的大学中进行学科建设和艺术教学；在书法创作上，阮元主要是文人式的自由挥洒，而陈先生的书写则更多带有实验和探索的精神。但他们的相同之处更多，他们都是书论大家，都对中国书坛产生过大的影响和冲击，而且都是在多个领域有所成就的学者，他们身上都担负着多重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和角色。
评价一个人物非常困难，尤其是在价值取向、艺术思潮和审美趣味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更不用说评价一个至今仍活跃在书坛的人物。我们不妨在历史上寻找一个参照性的人物，对于陈先生来说，我想最恰当的参照人物应该是阮元。阮元因为和我们已经有了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能够较为客观的来评价他、认识他，而不会被一些形形色色的观念和主义蒙蔽，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智慧。阮元曾经被盖过很多帽子，其观点也遭到过方东树、夏炘等大学问家的批驳，王国维也如此评价阮元：“阮氏之说，全袒戴氏，其所增益者，不过引《书·召诰》、《诗·卷阿》之说。”这种评价并不是太高的。但经过长时间的审视，所有的燥气与偏见都被过滤下去，阮元在我们现在人的眼里渐渐呈现出其本来面目，以致于很难再有人怀疑阮元对近代书坛的影响和他在中国书坛上的地位。
那么，对于陈先生来说，我们不妨去掉一些燥气，平心静气地来认识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观照，陈先生对书坛所做出的成绩才会慢慢凸显出来，他在书坛所提出的理论、他在书法创作上的探索、他对当代书法的思考、他对书坛所做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事，等等，中国当代书坛将会以之为幸，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勤于思考与笔耕不辍的理论家，有了一个具有才情并且勇猛精进的书法家，有了一个在多个领域均有成就的书法家，而且，陈先生还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思考，这必将会为中国当代书法史写上浓重的一笔。
如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批驳阮元将“仁”解作“人偶”之说：“以‘人偶’论‘仁’之用，则可；以‘人偶’论‘仁’之礼，则不可。《春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爱人’。韩子言‘博爱谓仁’。周子言‘爱曰仁’。程子言‘爱非仁’。韩子、周子言其用；程子言其全体。要之，圣门论‘仁’，此两义必兼备，倚于一偏则不尽。”参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 本帖最后由 一尘 于 2009-11-6 10:27 编辑 ] 很棒的比较研究，难得，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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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为之
捧人捧过头了，周先生/ :em57: :em57: :em57: 吹嘘过头了，只能说是理论方面 比较客观:EM06: :EM06: :EM06: :EM06: 宣传工作很出色。 有思想文章，是好文章 :E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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